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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之窗3个月前法制世界44
邓州支付宝花呗套现被封了: · 这是第3508篇原创首发文章字数 7k+ · K型复苏 前阵子,英国《金融时报》刊文指出,后疫情时代经济呈K型发展,有产者、无产者差距越拉越大。决策者必须解决这一差距带来的不良后果,否则经济发展将转变成L型。另指出:从企业的角度看,得益于央行宽松政策和投资者热情,大型跨国企业,特别是科技企业已从疫情中恢复,一些企业股价创历史新高,而过度杠杆化和实体零售商则纷纷倒闭;从个人角度看,富人可以居家办公,而蓝领要么失业,要么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去工作。 K型复苏现多用来形容美国的趋势和处境。一个群体迅速从疫情的经济影响中恢复过来,比如科技企业、资本、富裕阶层、白领等;另一个群体则会陷入长期的经济困境,比如周期性行业、小企业、穷人、蓝领等。 两个群体,两股趋势该如何融合呢?成为各界广泛的关切。 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自己的纽约时报专栏中指出,美国所谓的K型复苏,就是科技股冲天,底层的悲惨击穿地板。 股市表现确实如此,有机构研究指出,美国新版“漂亮50”已然诞生,其中32家涉及信息技术领域,包括17家软件公司、9家互联网企业以及6家其他企业;第二大类是医疗保健领域,包括7家公司。“新漂亮们”过去三年的平均收入增幅达25.5%,更夸张的是,自2017年1月1日以来,它们的股价上涨了463.8%,相当于每年增幅超50%。 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股市中有50只成长型股票一路高歌猛进,被称为“漂亮50”,包括当时炙手可热的IBM、3M、宝洁、施乐、陶氏、迪士尼等等。最终的结果也是泡沫破灭。漂亮的、美的都是时代的易碎品? 时代洗牌,新的一手好牌已经亮相。不知结局如何? 每逢世界遇到大的危机,后面总是跟着V型复苏、U复苏,甚至是耐克商标型复苏,当然也有人们看着信心全无的L型复苏。总体上,以前的人们还享有同一个趋势,能够共同组成一股信心恢复的力量。可如今,跟几乎任何领域里的分化、碎片化趋势相似,人们连未来趋势都不再共享。 恐惧和希望不都应该彼此感同身受吗?为什么连这个人类共性都要分类了?人们越来越生活在不同的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在平行宇宙、折叠世界里,进行着部落化生存…… 而我国的情况呢?从切身感受来说,疫情对生活的实际影响其实3月份之后就不那么严重了。到了现在,总觉得疫情更像是一种隐形的文化氛围和压力,甚至是一种“意识形态”。 大街上、商场里、酒店里,无论周几到处都是人。戴口罩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了。于是感慨,原来一个小小的肉眼不可见的病毒,真的是可以通过严防死守控制的。 疫情的存在,现在于我们而言,更像是一种行为方式前的仪式和提醒,而并不实质影响日常生活。它如一轮明月,时明时暗,时有时无,却始终存在着,提醒着你,要改变,要适应新的时代了。它改变的是意识,以及意识改变后导致的行为变迁。而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规律和趋势面前,我们都一样。 热门城市的酒店、高端餐饮、免税店、奢侈品店,甚至是豪车,都重新迎来了比昔日更盛的繁荣,恢复了光辉岁月。 家政服务和医疗服务,这些解脱人们日常琐事和身体疾病困扰的“不得已消费”,相关支出也在上涨,因为供不应求。阿姨们的工资在上升,周围人正经历小病小痛、摔伤意外的水逆期,不得不时刻做着应对生命不确定性的准备,那些比疫情更经常地扰乱正常生活。提高生命和生存质量、保重生命的支出天经地义,人总要想得开、放得下,豁得出去的。 这些都是中产及以上富裕阶层的行为方式,他们一直在朝着这条消费主义的路线上滑行,有些是自主的,有些是顺其自然的,有些是故意的,有些是意外的。但绝不是疫情之后才有的,疫情可能只是催化剂,生活中的无常逐渐固化成了人人谈论的不确定性,黑天鹅们畅游在人们新思潮流入的湖里。 钱不流向房地产,只会流向优质金融资产和带着Logo和意义的商品,当一切都在头部化、奢侈品化、茅台化,只有品类里的第一名和赫赫有名者(有IP者)可以享此尊荣。这些头部具有话语权、定价权,影响着人们的心理状态。只要它们一提价,人们就慌了。不仅是K的上半部分急着购买,K的下半部分也能获得这些信息,进而更加抱怨这个经济社会的畸形。 白酒和酱油的光辉岁月已然到来,葡萄酒则已经过气了。时代不同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K型的上面一条曲线,昂首挺胸,要迈向何方? 全球的资本市场,是率先将疫情抛诸脑后的,科技股、消费股、医疗股,全在狂欢。央行们放的水滋润了水中的鱼儿和天空的飞鸟,鱼鸟共跃,纷纷创了新高,形成了一派繁荣景象。投资者的乐观正是来自于财富的浮盈和这样的幻觉,人类的愿望和美好生活的根源似乎都还在,白日梦和勇敢的假设,还能支持人们继续前行。 而另一个人群呢?8月中旬公布的失业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与6月份持平;其中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0%,下降0.2个百分点;但青年人口调查失业率有所上升。这几天,一条新闻刷屏,高校就业率“掺水”,碰到核查就说在做自媒体。 对比其他国家,美国近期失业率为10.2%,巴西13.3%,俄罗斯6.3%,加拿大10.9%,意大利8.8%,法国7.1%,德国和韩国都是4.2%,英国3.9%,日本失业率只有2.8%。 日本为什么那么少?因为现在大企业都流行外包,外包企业则聘用临时工为主,安倍执政期间,非正规工比率在日本接近4成了,非正规员工增长迅猛。换句话说,兼职或者临时工改变了日本,灵活就业改变了就业市场。更简单来说,新蓝领化成了另一种趋势,为K型的向下那条曲线壮大了队伍。 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各种解释,只要观点和态度先有了,理由和解释可以随时找。于是K型确实成了普遍适用的模型。说消费复苏报复性增长的,行业数据一大堆;说消费停滞且无力的,事例也是一大堆:白领也用起了拼多多;淘宝上的女装直播,10~30元的衣服,直播券还可以减去5元,深夜12点依然有5、6万人在线;烟酒店老板说以前芙蓉王(25元左右)卖的好,现在精白沙(10元左右)卖的好,所以精白沙涨价了…… 我们都在观察和解释这个世界,但对于整体面貌,每个人都是盲人摸象,谁能看见统一的融合的趋势,谁能弥合这两个分化的趋势? 无解。因为我们只有观点和立场,没有预见和战略。 好的经济学 前些天,一直在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好的经济学》,我以前也研究过几年发展经济学,他们的很多观点一定程度上折服了我,很久没有遇见这样的好书了。 系统客观地看整个世界,尽量不偏不倚,尽量拉长了看(长期主义),细致地聚焦,学者应该具有这样的基准境界。现在这种时候,谁还能把整个世界当成是一张整体的地图去阅读、理解和解释,就已经很不错了,任何国家的学者都会被意识形态遮蔽。 这本书甚至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因为我们现在习惯割裂着看待世界,并且令人沮丧的是,这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碎片化、分化、观点部落化是我们文本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双重主流,我们嘴里喊着不能随波逐流,却都已经不自觉被分流。 在“好的经济学”里,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说,“经济学家能够找到最优应对方法,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取巧的答案和所谓的灵丹妙药保持警惕,对我们已知和理解的事情保持谦虚和诚实。”……“经济学家们可能最重要的事是愿意尝试提出想法,解决问题,犯下错误,只要这些尝试能够驱使我们迈向最终目标,建立一个更加人性的世界。” 国际贸易到底好不好?产业集群到底好不好?他们俩谈到一些新鲜视角: 如果中美不进行国际贸易,他们两国的损失相对较小,因为他们都有技术、资本、高效率和国内大市场。而体量小、贫穷的国家,是缺不了贸易的。用我们自己的话讲,中美两国都可以顺利地进行“内循环”,当然最好是“双循环",可是其他国家呢?特别是贫国、小国呢? 贸易当然是有益的,稍微学过一点经济学知识的人的头脑里都会根植这一观念。但自然有学者会出来反对这些经典观点。阿诺·科斯蒂诺和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克莱尔2018年3月发表文章《美国从贸易中获益》,他们开宗明义就指出,美国每消费1美元,大概8美分花在进口上。贸易收益主要取决于两件事,我们进口多少商品,以及这些进口商品受到关税、运输成本及其他国际贸易成本的影响程度。 他们的总体观点是,进口的价值并没有那么高。如果美国回到完全自给自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的状态,情况会糟,但没预想的那么糟。 还有产业集群到底好不好?区域经济的观点当然觉得产业集群有自然形成的因素,也有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配合能力的建构因素等。但因为置身国际竞争大环境中,往往也容易被团灭。比如,美国田纳西曾经集中了大量从事制造的企业,生产的产品从家具到纺织品,后来却成了鬼城。因为中国制造业的冲击实在太大了。由此可以看到,一个本身好的经济学概念,也要放在综合的环境下和时代中去评估。产业集群带来的收益巨大,崩坏时也要应对其后果。 现在强调的是产业的丰富度、生态的多样化、多元化,热门城市的热门产业要直接和世界顶级水平去竞争。我记得十多年前,我们做产业规划的时候常常强调各地市服务业比例过低,拼命想升级服务业水平,现在看来也是一种对于看起来是好的趋势和经验的经济学概念的一种执念。那时候中国制造那么强,且还在壮大的过程中,服务业比重低是自然现象。 现在人们谈论K型复苏,其实还是一种简单的视角,是增长、收入-支出的分化视角。只看增长或收入,不仅是一条便利的捷径,还提供了一幅扭曲现实的镜像。这个世界不能仅仅看到财富、金钱和物质,我们还有不被这些区分的共有的东西,那就是家人和朋友的慰藉、尊严、轻松、愉悦。但这些东西,没有物质基础,空谈这些又显得虚妄。 人们还是忍不住回望那些光辉岁月。特别是西方国家很想重拾过去那段经济快速增长的光辉岁月。 光辉岁月 从二战结束(1945)到OPEC石油禁运(1973)引发危机的近30年之间,就是西方至今留恋的高增长时代,西欧、美国、加拿大甚至日本的经济增速之快,超过任何历史时期,25年间劳动生产率能翻一番。这辉煌的30年,叠加后来不那么辉煌的40多年,像普通人的一生一样。 日本在1973年后,经济虽然不那么高速了,但仍在相对高速地增长,一直延续到1990年。可以说,比西方多十几年。(注:日本1945~1955年战后经济恢复期,1955~1973年为高速增长期,1973~1990年为中高速增长期。) 傅高义在1979年出版了《日本第一》,认为,西方国家需要学习日本模式:良好的劳资关系,低犯罪率,优秀的学校和眼光长远的精英官员,这些他认为是一个经济体永远保持快速增长的新秘诀。 1985年左右,日本开始被称为“世界第二超级经济大国”;1986到1988年,日本长期资本输出额连续3年超过了1300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资本输出的总和。但从1990年开始,日本失落了30年。 日本辉煌了45年,失落了30年。它比西方多了十多年的光辉岁月,少了十多年的暗淡时光。 而中国呢? 我国在1949~1952年迅速地完成了工业恢复的任务,在恢复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36.9%。 1952~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增长98.3%,即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14.7%。(当时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我国这种工业发展速度,无疑是比较高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其实那也算高增长年代,只是基础太差,远远谈不上是光辉岁月,后面又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真正的光辉岁月当然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 198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的还是工农业总产值,比如提到,198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291亿元,比1978年增长32.6%,平均每年增长7.3%。 1985年的报告中首次提到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但没有提具体目标,只是提到:“这样,大城市的工业增长速度可能低一些,但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却不会低,很可能还会高一些,对全国所起的作用也会更大。因此,应当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作为考核大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 1986年的报告,提到“七五”计划的目标,“七五”计划草案规定,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五年内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8%,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4%。 1988年的报告提到,到1992年,力争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5500亿元左右,平均每年增长7.5%左右。这个增长速度,大体相当于第七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增长速度。实际成果是平均每年增长7.8%。 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增速目标和实际结果都是百分之七点几。这算是高增长的起步阶段。 “八五”(1991-1995)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是12%。高增长时代正式开启。但我们看看每年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预期目标,1991年为4.5%;1992年为6%;1993年,调整“八五”计划,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由原定平均每年6%调高到8~9%;1994年为9%,1995年为8~9%)。目标定的低,实际结果很高。报告中的言辞,总是在强调控制速度,不太想要高增长。 根据对各方面条件的综合分析,“九五”(1996-2000)期间的宏观调控目标,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8%左右。但1999年,因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预期改为7%左右。整体来讲,这五年间,实际实现的年平均增幅是8.3%。 “十五”(2001-2005)计划的GDP增长目标是7%。实际实现结果是8.8%。这个期间,中国入世了(2001年12月11日),200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跨上一个重要台阶,经济总量排名由全世界第五进到第四。2005年制定计划的时候,提出的目标改为8%。 “九五”、“十五”,增速目标是7~8%,实际结果都是8%以上。 “十一五”(2006-2010)的增速目标为8%,实际是11.2%。继“八五”之后又进入真正的高速增长时期。 “十二五”(2011-2015)的增速目标是7%,实际数据是7.8%。又回到了7时代。 2011年设定目标为8%(实际为9.2%),2012年改为7.5%(实际为9.3%)。当时,国外媒体报道,中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5%,时隔8年之后,中国终于放下了维持就业所必需的 “8%增长”的大旗。被评价为是主动降下增长大幕。 2012年中国GDP为51.9万亿元,跃升到世界第二位。 2013年设定目标为7.5%(实际为7.7%),2014年调整为7%(实际为7.4%), 2015年调整为6.5%~7%(实际为6.9%)。 也就是说,“十二五”期间,由“十一五”的高速增长变为中高速增长。 到了“十三五”,增速目标是6.5%,2016、2017年这两年的预期就是6.5%,2018、2019年这两年调整为6~6.5%,2020年无目标。 已经实现的增长情况是,2016年6.7%,2017年7.1%,2018年6.6%,2019年6.1%,2020年疫情影响,据预测可能会达到3%。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这四十几年来,经历了7时代(13年)、12时代(5年)、8时代(10年)、11时代(5年)、7时代(5年)、6时代(5年)。我们假设7时代都是高速时代,那就经历了37年的高速增长,黄金年代,光辉岁月。(日本虽然是长期增长了45年,减去战后恢复期10年,实际上也只有35年。最好的增长时光总是只有那么三十多年。) 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的时代终结了。我们80后生活的轨迹完完全全贴合在这最好的三十几年里,竟然没有好好珍惜就这样过去了。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会像西方社会一样回望这些年份和日子。我们该向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如何描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上周,我去杭州参加了一个华为的媒体参观活动。看到世界最先进的安防就在杭州滨江,四大企业——华为、海康威视、大华和宇视全都在那儿。华为是后来者,但其他几家的芯片也都是华为供应的。 华为人说,现在不是华为最艰难的时候,现在有技术、有人才、还有钱。初期拓展海外的时候更难,创立时四大皆空(无资本、无技术、无人才、无管理)的民营公司,以近三十年的艰苦卓绝,缔造了一个中国企业的世界奇迹,全球通信行业的领导者。 他们出的企业文化书籍里总是带着伤痕和追问的词汇,什么“枪林弹雨”、什么“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自己”。这些痛苦也是光辉岁月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不要忘了,这三十几年的世界发展的增长势头和引擎全在中国,是中国走出去战略发展最黄金的年代。我记得我以前做过国开行的一些研究项目,印象最深刻的是,对华为的中长期贷款支持也是很多的。虽然它是一家民企,但它的中国烙印、中国发展烙印,是除不掉、遮不住的。 而且中国从来不缺独具慧眼的能人。李嘉诚在2013年首次披露对Zoom进行了投资。这位92岁高龄的香港首富,持有Zoom公司8.5%的股权,市值约为110亿美元,占其个人净资产的大约三分之一;高瓴也是五年前布局Zoom的,8月中旬披露,它的第一大重仓股就是Zoom,Zoom今年已经暴涨近4倍。他们不仅是长期主义者,更重要的是真的能看得见未来。 高增长的年代,我们怕增长得太快,中低速增长的年代,我们又怕不确定性、风险、陷阱重生。一轮一轮的后浪崛起,只能靠海一般博大的追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和能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整个社会再度一起奋进、谁都能分享这个时代带来的成果而不至于会被K的下半部分下降的浪潮所带走,也许才是重拾光辉岁月的关键。谁能率先解决越来越不平等的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谁就将首先迎来新的高质量发展的春天,更高层次的光辉岁月。 Beyond在上世纪90年代唱道: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要向上就都向上,要坚持向外看,向外学,同时又要有内生力量和基础研究力量的培育,人们必须踊跃地尝试新事物,虽然有的能成功,有的能做大,有的也失败。我们必须依然痛并快乐着。“新思想的流动是国家赖以增长的重要动因;新的创意宛如夏日微风中飘来的玫瑰花香。” 人生也是啊,三四十岁过后,我们再怎么寻找自己的后半生的力量?任正非、董明珠、马云、雷军、黄峥都是35岁之后才找到真正的创业状态下永不衰老、永远追着创新的自己。把三十岁过上三十年,把三十岁过上三遍,或许,国如此,个人也是如此,只能永远有斗志,才能一直伴着光辉岁月的魂。 「 图片 | 视觉中国 」